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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在贵州瓮安发生的骚乱事件引发了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比较一些媒体最初和后来的报道，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稍加留意就会看到，在最初的几天里，这些报道很不客气，如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认定当地政府的处理“不能服众”，“丧失道德高地”，并会造成政治上的极度被动；美国之音则质疑何以原本一派安定团结的县城轻易会被黑社会势力煽动，并对中国政府的行政能力、甚至行政诚信和动机表现出怀疑态度。但是，随着事态的演进和时间的流逝，报道的调门也趋向平和、理性，如德国之声广播电台的报道称，贵州省政府在处理瓮安事件中理性、客观、透明，“开辟了新生面”，《华尔街日报》则在肯定事件后期政府态度的同时，也开始务实看待前期政府的表现，指出尽管“信息不畅”，但中国官方和新闻机构还是很快进行了报道，这和以往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更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BBC（英国广播公司）从事件开始到后期的一系列报道。最初这些报道措辞激烈，且大量引述未经证实的传闻消息，但后期报道显得较为客观，并较多引述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6月30日，法国《十字架报》撰文评述瓮安事件时认为，中国若在瓮安时间中处置不当，将可能使刚刚因汶川抗震救灾而提升的政府国际形象“丧失殆尽”，但从瓮安事件后期的外媒报道看，显然这种担心并未成为现实。

　　不难看出，外媒的“变脸”和中国政府的信息管理、处置措施及其透明度息息相关。虽然事件一发生，国内媒体便迅速报道，但某些部门和地方一度对信息传递实行了筛选和控制，并取消了网络上的互动评论，此时外国媒体和评论家对瓮安事件也多有质疑，有些还直接对当地政府提出批评和指责。而当信息披露逐渐通畅，骚乱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如“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群众利益屡遭侵犯”、长期治理失当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当地干部处理群体事件简单粗暴随意动用警力等事实相继公开，瓮安县长、县委书记及公安局有关领导被免职的消息随后传出，特别是媒体和网络上的相关评论更加开放、多元，外国传媒也转而认真看待中方对事件的剖析和解释，并对事件做出更加理性、客观的全面分析和评价。

　　显然，最初某些地方采取的是捂、压、瞒、拖的方式，尽可能地控制和筛选信息的外传，初衷自然是维护政府的威信和公信力，确保政府形象“不出乱子”，结果却事与愿违。后期在诸方努力下，一改前期的思路和作风，不但信息公开，新闻互动畅通，而且在分析事件根源时能坦率揭露政府本身的“疮疤”，敢于暴露、处理失职官员，甚至让已解职的失职官员坦然面对媒体，这种看上去差不多是自我揭短、自曝家丑的做法，却反倒让国外媒体认同、接受，并开始愿意倾听中国政府的声音。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行政信息公开、舆论监督渐渐不再是忌讳，但在主观上，有些部门和领导仍抱着以压为主的思维定式不放，使得行政透明、舆论监督往往流于形式，信息渠道严重堵塞。而信息的不畅通、不透明、不公开，既不利于瓮安事件这类恶性群体事件的解决，也对中国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造成了损害。

　　所幸的是，由于互联网的发达，各级政府和官员对互联网功能了解越来越深刻，瓮安事件最终峰回路转。我们看到，“疮疤”的被揭开，并没有引起“天下大乱”，相反，却让国内外更多的人开始相信，中国政府是在认真调查事件真相，在力求公正地处理事件。

　　正如某些国内外观察家所言，主流媒体和官方对各种突发性事件的解释越客观、全面，报道越翔实，那些没有根据的小道消息生存空间就越小，相反，信息越不开放，政府的公信力就越容易受到怀疑，其社会形象甚至国际声誉都会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此次瓮安事件，西方传媒的报道口径前后“变脸”，以及这一“变脸”背后的成因，应能给有关方面以有益的启示。▲（作者是旅居加拿大的华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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