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5年7月11日，明代大航海家郑和率领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拉开了七下西洋的大幕。到1433年，郑和船队先后远涉太平洋、印度洋，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航迹遍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其规模庞大、人员众多、组织严密、装备精良、技术先进，船队所到之处，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更重要的是，正是通过郑和的远航，使世界认识到当时中国在各领域的巨大优势。根据史料推算，郑和最大的宝船长达135米，排水量近2万吨，而当时西方的最大船只排水量不过1500吨。八十七年后，当哥伦布于1492年横渡大西洋时，其旗舰“圣•玛利亚”号的排水量仅为233吨。
在郑和开始下西洋时，欧洲的局面还是那么糟糕：法国正遭受着百年战争的蹂躏，英国尚未完全废除农奴制。就像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的，在公元1500年时，欧洲与亚洲相比，并不具有什么明显的优势。对于大明王朝而言，这无疑是一个走向世界的绝佳机遇。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大明王朝选择了从世界舞台上主动退出。1433年，郑和在第七次远航途中病逝。随后，由于受到许多大臣的强烈质疑，新任皇帝诏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令停止”，彻底废止了下西洋的活动，而曾经乘风破浪于大洋之上的郑和宝船，渐渐腐烂在太仓的港湾里。为防止再有人出海，兵部甚至焚烧了郑和苦心经营多年的造船厂以及各种图纸和资料。
就这样，在一个世界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中国将力量转向了内部，却把无穷无尽的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者。至此，中国错失了作为海上强国崛起的机会，就连大思想家黑格尔都曾感慨地说“中国人把头转过去，背向海洋”。就在中国慷慨地放弃这一历史机遇后，欧洲开始了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壮举。世界的天平，开始慢慢倾斜。
诚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评价的，“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因此，对于明代中国错失这次历史机遇，后人一直深感困惑。他们实在不能理解，“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于是，一些西方学者便试图深层次地进行分析，保罗•肯尼迪认为，“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有重要官吏都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而不是创造基于海外扩张和贸易的更光辉的未来”，并且导致整个帝国的主流阶层对商业和私人资本的厌恶，结果就出现了许多令人痛心的局面：印刷术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海外贸易受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