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烟台和蓬莱，穿行于大街小巷，我试图寻找百年前卢斯在此生活时期的痕迹。
暂且不说陈迹残影是否可寻，仅地名的演变就足以凸显时间流逝之无情和历史变化之无序。近百年来，历史地名在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大太无规律，它们常常会成为历史阅读的一个障碍。不过，有时它又能带给追寻者另外一种意外发现的乐趣和兴奋。走在烟台和蓬莱，我便有着这样的乐趣和兴奋。
初读关于卢斯的书，乍一看到Chefoo这个地名，一时竟不知所指，更不知它究竟在何处?后来才知道，它就是芝罘——烟台的旧称，现在是烟台的一个区。Tengchow即登州，历史上何等有名，但我问到数位山东人，却无人知晓“登州”之所在。走进蓬莱市，才知道当年管辖范围甚大的“登州”，如今不过是蓬莱的一个街道名称而已。
卢斯的早年记忆，是与登州、芝罘这样的地名连在一起的。
卢斯父母的中国之行，是19世纪末叶在美国盛行一时的“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高潮中启程的。发起这一运动的穆德(John R. Mott)，188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他本人虽非传教士，却是许多基督教国际性外围团体的发起人或负责人。大学毕业后，他从事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工作，于同年组织了一个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执行委员会并担任主席。他提出的口号是：“要在这一代把福音传遍天下。”1894年，该运动举行的第二次国际会议也提出类似的口号：“为基督征服世界!”穆德在各大学进行鼓动宣传时，请志愿者们填写的“志愿卡”上，便写着这样的内容：“如果上帝许可，我希望并愿意成为一个国外的传教士。”穆德的鼓动对不少美国大学生充满诱惑，特别是当就业遇到困难时，到亚洲、拉丁美洲去冒险、去为宗教献身，不失为人生的一个重要抉择。据统计，到1891年，美国各大学签名志愿到国外传教的大学生达到6200多名。后来来到中国的一些著名传教士，如司徒雷登，就是在此时签名决定投身于中国传教事业、回到他出生并成长过的第二故土——中国。
卢斯的父亲(Henry Winters Luce,1868—1941)中文名字叫路思义，他与司徒雷登同期决定前往中国，后来在燕京大学成立时，他一度是司徒雷登的副手，出任大学副校长。路思义1892年从耶鲁大学毕业，随后参加长老会(Presbytery)，希望成为一位牧师。长老会又称加尔文宗，是基督教的一大派别，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产生于瑞士，由加尔文创立。当时市民阶级激进派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主张由教徒推选长老管理教会，因此而得名。最早来华的是北美长老会。路思义投身的即是北美长老会。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神的意愿。我想到外国的土地上去，尽我所能在地球最远的地方来为他服务。”对于他，这个最远的地方，就是中国。就在此时，路思义结识了一位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的成员Elizabeth Middleton Root，随后与之结婚。此时西方传教士事业在中国、特别是在山东，正遭遇中国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和排斥。1895年一年即有11位传教士在反洋教运动中遇害。可是，这对年轻的美国夫妇，还是执意前来。
1897年9月，在新婚3个月后，他们乘船离开美国，经日本抵达上海，再转至芝罘，上岸后乘坐轿子，前往登州。在登州，路思义成了山东长老会传教团的一员。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几个月后，1898年4月3日卢斯在登州出生。由此，《卢斯和他的帝国》作者特意这样提到：父母在美国怀上了卢斯。
路思义夫妇把卢斯放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放进了另一个国度的历史漩涡之中。是漩涡，更是一个大舞台。未来的日子里，这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将以自己不同于父辈的方式，走自己的路，履行他的职责，追寻他的梦想。
卢斯的出生地当然不可能找到，连路思义夫妇服务的长老会的教堂，在如今的蓬莱(登州)城也不复存在了。